1月9、10日，时代华商后EMBA班的同学迎来了李工真老师的关于犹太文明与西洋音乐的课程。今天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苦难的辉煌——犹太文明的发展之路》的部分内容吧。更多的精彩回顾请留意后续的相关报道哦。

　　1933年希特勒上台，进入德国“第三帝国时代”。希特勒号召“健康的民族感”，将反犹作为一种宣传武器，达到其政治上的企图。

　　为什么？因为德国历史上一直有反犹太主义思想传统。

【德意志中产阶级的反犹太主义】

【犹太人与资本主义】

　　“想发财吗？那你就跟犹太人学经商，因为他们知道绝窍! ”因此，犹太人也就表现得像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发起人一样。 “谁代表资本主义？把对门那家犹太人看看吧，他就是资本主义的活代表! ”从重商主义时代到市场经济的大开放，谁日子过好了？犹太人，显然他们就是资本主义的代表!

　　对犹太人是否抱有好感，依自己在商品经济中的地位如何而定。凡是通过市场经济大改革获得好处的人，对犹太人就没什么反感；凡是在市场经济大潮中破产关门的人，而对门那家犹太店铺兴旺起来了，就会怀疑，自己的灾难是对门那家犹太人制造出来的。

　　由于在市场经济大潮中犹太人的整体富裕化，过不好日子的日耳曼人（中产阶级、小农阶级、职员阶级，工人阶级除外）便将自己的所有灾难都怪罪到犹太人身上。

【经济危机与反犹浪潮】

　　经济危机总能将更多的中产阶级成员推向贫困化的边缘。在德国工业化快速发展的进程中，只要出现经济危机，两极分化就立即加剧，就有更多的人破产、失业，社会矛盾就更加尖锐化，而这些“虽有钱、但无权权”的犹太人也就被推进了矛盾冲突的风暴中心。危机中出现的生活困境总在迫使日耳曼中产阶级去寻找原因：“为什么我会这么倒霉呢？就是因为有犹太人!”因此，犹太人总是作为日耳曼中产阶级经济灾难的“替罪羊”出现的。

　　每当这样的经济大危机出现时，德意志社会上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反犹组织，他们提出的口号是“反对犹太民族剥削者!”、“反对犹太交易所骗人勾当!”，因为股票交易市场也是犹太人的一大发明。

　　1873年的大萧条刚开始时，威廉·迈尔写了一本煽动性的小册子《犹太人对日耳曼人的胜利》。在这本书中，他发明了一个词，“Antisemitismus”——“反闪族主义”。所谓“闪族”，不仅指犹太人，还包括吉卜赛人，埃及人、阿拉伯人。

　　从此以后，只要经济形势恶化，“反犹主义”这种东西就会冒出来，人们也会变得特别脆弱，非常容易接受一种激进的反动思想。而经济形势一旦好转，人们又觉得犹太人的存在是个无所谓的问题了。总之，这种由经济困境触发起来的中产阶级的反犹主义，本身是能随着经济形势的波动而时涨时落的。

【德国知识界右翼的反犹主义】

　　德国还有一种反犹主义，它是来自于文化知识界右翼集团的反犹主义。这种反犹主义以“捍卫民族国家”这样一种冠冕堂皇的名义来行事。

　　最极端的反犹主义会出现在文化知识界右翼集团里，与他们有特别多的犹太同行有关。

　　犹太人本身就非常聪明、尤其在一个备受歧视的环境里更是加倍努力，他们在学术上取得的辉煌成就，逐渐得到了信奉“科学、理性、自由”精神的德国大学的承认，所以他们中越来越多的人进入到德国大专院校的职业中。

　　这些犹太人，正是由于走在了世界科学和世界进步思想的前列，才占据了德国大专院校中这种非常荣耀的岗位。而知识界右翼集团成员往往是些没有太多创造力、只会死死抱住传统不放的保守分子，这两者之间的矛盾是很清楚的。

知识界右翼集团成员的反犹主义中有两种东西在作祟：

　　一是竞争关系。如果没有这样一些竞争力特别强的犹太同行，他们的生活会轻松得多。因此，犹太同行的出现，本身就构成了一种嫉妒、厌恶、竞争的关系。

　　二是思想意识上的冲突：犹太人由于在政治上没有获得真正的平等地位，所以他们笔下的东西都是追求民主、自由和社会进步的，他们是现代主义天然的“先锋派”。而这些右翼的保守知识分子，虽自诩为“民族的价值精英”，但在文化观念上还基本上属于“乡村式的思想家”。

　　在他们看来，“犹太人原来不过是一批‘贱民’，凭什么现在能在学术界里与我们平起平坐并提出那么多新思想？

　　普鲁士当年为什么要‘解放犹太人’？不就是因为拿破仑战争的压力吗？拿破仑战争给德国带来了什么呢？不就是‘自由、平等、博爱’吗？不就是《拿破仑法典》吗？由此可见犹太人社会地位的提高不过是敌对民族的思想——法兰西革命思想——在德意志社会渗透的结果。”

　　于是，这些右翼的思想家们便将现代城市文化，包括现代戏剧、无调性音乐、现代建筑风格、现代绘画、现代文学、表现主义，以及个人主义、资本主义、自由主义、民主主义、阶级斗争和共产主义等等，总之，他们所厌恶、反感的一切东西都与犹太人相提并论了。在他们的“文化批评运动”中，反现代主义压抑的斗争是与一种民族主义的情绪联系在一起的。

【文化反犹主义的保守派向激进派转折】

　　传统保守的反犹主义者要求的只是无条件地对犹太人实行“基督教式的德意志化”。

　　现代激进的反犹主义者是从“人和种族的天然属性不可改变”的观点出发来进行反犹的。他们反犹出于人种上的理由，而不是宗教上的理由。

　　转折的原因：这首先要归因于 1890 年俾斯麦下台后德国政局的变化。严格地说，俾斯麦还是保护犹太人的，因为他经常要应付国内那些自由派、民主派，有时甚至要依靠犹太人给他提供经济上的支持，所以他不主张对犹太人采取野蛮的措施，但是在俾斯麦 1890 年下台，威廉二世主政之后，形势开始发生变化。威廉二世这个人很狂妄，他废弃了俾斯麦那套对外政策，要搞“世界政治”，这也是由于1890年以后，特别是1895以后，德国经济摆脱长期萧条后开始大踏步、跳跃式地发展，社会多元化的挑战加剧，部市场的垄断性增强，海外市场上的冒险与扩张意识开始抬头的结果。

　　过去，俾斯麦谈论的是“欧洲和谐，大陆平衡”，即用平衡战略来遏止法国，与英国、俄国搞好关系，因此他在国际舞台上喊的是“基督教民族国家”的口号，这显然不是一个要与外部世界冲突的国家提出的口号，因为所有欧洲国家都是基督教民族国家。

　　但到威廉二世时代，德国要走向“世界政治”，要“夺取阳光下的地盘”，“基督教民族国家”这个口号变得没用了，因为“基督教民族国家”太多了，体现不出来德国有什么优先性理由要“夺取阳光下的地盘”并统治世界。

　　因此，威廉二世改而强调：在所有的“基督教民族”当中，“惟有我日耳曼民族最为优越”。这就是“日耳曼种族优越论”的来源，这种极端化的民族主义开始膨胀起来。 

　　“当宽容在善待民族和国家的敌人时，我们年轻人并不想从这种宽容中学习任何东西。我们将抛弃这个意义上的每一种自由主义观念中的人道主义，所有那些从法国革命中产生出来的，以及自由主义、社会民主主义所体现和宣传的东西都应抹掉，因为我们要的是一场日耳曼人的革命！”

【激进反犹的种族主义性质】

　　这种反犹主义是反启蒙主义、反理性主义、反民主自由主义的，是一种为人类的不平等作公开辩护的反现代主义的种族主义，它并不是希特勒的发明，而是在克拉斯这代人身上就已经开始了的。这种反犹主义是以一种原始的、没有进化的、“血统纯洁”的人种集团模式作为它未来的理想的，因而彻底否定了环境与教育的因素，也就否定了“同化”的意义。

　　事实上，无论来自哪个种族的人，都可以通过教育，变得能适应这个社会。而激进派提出了人种上的理由：“由于你血管里流的血跟我的不一样，因此我们永远不可能成为一家人！”。反犹主义就这样与种族主义结合在一起，从而使德意志的反犹主义完成了一场划时代转折，即由传统的旧式宗教反犹转向了现代新式的种族仇犹。

【作为“前纳粹主义”的反犹主义】

【种族反犹主义】

　　在种族仇犹的基础上，一系列的反命题提出来了，在其中，犹太人变成了日耳曼人“伟大”、“光辉”的陪衬，变成了日耳曼民族理想模式的对照物。

　　犹太人毫无根基，而日耳曼人土生土长；犹太人依赖于外部的法律，而日耳曼人在习俗上是独立自主的；犹太人满脑袋只有商业意识，而日耳曼人的所作所为都具有思想深度，犹太人喜欢的只是流于表面的无所事事，而日耳曼人则具有扎根家乡的历史固定性，以及由此产生出来的富有创造性的个性！

　　“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大肆泛滥构成了德国种族主义发展的又一理论背景。自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一书于1859 年出版后，极右派的政治理论家们便将达尔文的理论应用于社会领域，从而导致了政治生物化的倾向，它谈论的是“什么人该拥有权利，什么人该活下来”的问题。

　　这种政治生物化倾向在现代反犹主义中扮演了一种重要角色，威廉时代大量的德国激进派青年理论家们都在鼓吹要“发动一场战争”，要“进行一场绝对优等种族歼灭绝对劣等种族的战争”，要“对人种进行一场淘汰”，甚至认为“这样一场生存竞争是民族之间根据自然法则所必然要进行的”。

　　在这种背景之下，大量的反犹文章开始宣传一种“犹太人阴谋统治世界”的理论，这也是一种后来希特勒最喜欢谈论的理论，即“犹太人是黄色国际(即国际金融资本)与红色国际(即共产国际)的幕后操纵者”。 “犹太人先派一伙商人去搞资本主义，建立起一种国际资本主义的金融网络，从经济上来分化各个民族，使这些国家的民族传统与社会和谐遭到破坏；又派另一伙像马克思这样的理论家，来宣传一种社会阶级化理论，并一天到晚提倡阶级斗争。而犹太人却自己躲在一旁，让各个民族内部自己去阶级斗争，等你们自己互相消耗完了，全世界最后就都是他们犹太人的了”。这种理论叫喊“犹太人企图征服整个世界，并首先从德国开始，每个国家最后都会发生这样的事情的!”

　　1912年，当时已40多岁的海因里希·克拉斯写了一本名为《假如我是皇帝》的著作。书中写道：“假如我是皇帝，我将剥夺犹太人的全部财产和权利；假如我是皇帝，我要将犹太人全部逐出德国！”

　　社会帝国党议员卡尔·帕希在国会发表的演说中谈道：“剥夺犹太人的财产和权利，将犹太人驱逐出境，这些办法都不行，解决不了犹太人问题，因为犹太人还会在别的国家干他们要干的事。实际上，最简单、最直接的解决方法无异于将犹太人全部消灭掉”。

【种族反犹主义的政治路线】

　　这些右翼激进主义的反犹先锋们，在政治上追求的是一条可以称之为“前纳粹主义”的路线，它不仅具有种族反犹主义的特点，同时还具有反保守主义的性质。在德皇帝制时代，他们提出的口号是，“把所有反帝国秩序的反犹民众集合在共同的旗帜下!”

　　在他们看来，“现在犹太人之所以如此嚣张？是因为皇帝采取了解放犹太人的路线。容克贵族的保守主义路线是犹太人能够得势的真正缘由。”而这些激进分子之所以要反帝制，也是因为他们本身就是一群找不到正当职业的“社会失意者”。

　　威廉二世看到了这伙人的危险性，他在犹太人问题上，他个人非常赞成俾斯麦的看法，即“犹太人的益处远远超过他们的害处”。 “我也不喜欢犹太人，但是犹太人留在这个国家里是有用的，因为他们是国家最高的纳税等级。把这些人赶走了，谁来上税？德国要向外扩展，要扩充军备，这些都需要钱，而犹太人纳税是最积极的！因此，如果我们对这些激进的反犹分子做出让步的话，必然会导致德国的一场内战。”

　　帝制时代在社会安全上是保护犹太人的，虽然犹太人在政治上不能成为国家公务员，但在经济界、文化界和知识界还是有生存下去的条件的，这同时也使犹太人看不出他们要逃离这个国家的理由。尽管当时反犹主义思潮是存在的，激进的反犹行动也经常出现，但那只是社会边缘组织的一种行动，而不是国家机器采取的行动。

　　正是由于皇帝本人并不反犹，并控制着国家局势，而且犹太人对这位皇帝也是心存感激的，因此，犹太人才成为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最积极的从军者。当时德意志的犹太人的总数只有50万，参军者就达15万之众，其从军热情丝毫不亚于日耳曼人。

　　激进的现代反犹主义者，当他们想在政治上贯彻他们的纲领，享受他们的权力，采取他们的措施时，他们需要这个开明专制的君主国家崩溃，以及权力向一种自由、民主的议会政党制的过渡，来作为它绝对必要的前提。

【战争中的反犹激进化】

　　激进的反犹主义力量此时还是分散化的，但它们已经对传统权力精英构成了一种有威胁性的挑战。对威廉二世来说，将这股潮流引向外部，成为解决国内政治负担的一种方法。德皇发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原因之一，就是要将内部的不满情绪和注意力转移到对外方向上去。他对反犹主义者们这样讲道：“你们有斗争精神，这很好! 你们有德意志民族的感情，也很好! 但不要在国内闹，而要把这种精神用在对外的战争上去！”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进程并不像德军统帅部想象的那样顺利。战场上一旦受挫，激进的反犹主义便在很短的时间里发展成为德意志民族意识形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了。

　　德帝国的统治者当然只能更加强调“民族团结”，因此鼓吹起一种“内部更加统一化”。这一战略的******，导致了这种发展趋势，德意志人越是“日耳曼化”，犹太人就越是“异体化”。具有强烈“种族优越感”的日耳曼人，在战争打不赢的情况下，就怀疑自己内部有内奸。

　　现在一盆脏水倒下来了，“我们的战争之所以进行得不顺利，主要是由于我们军中有15万犹太人，他们不是我们民族的人，他们在消极殆战。”当败局已定之时，日耳曼军人们谈论的已经是“我们德军的失败是由于背后有人捅刀子!”“谁在捅刀子？犹太人在捅刀子，社会民主党人在捅刀子！”

　　这时，激进反犹的全国性大统一组织开始出现，“泛德意志同盟”在战争中摇身一变，就变成了一个全国性的大政党组织，取名“祖国党”，它的创始人就是克拉斯。前方还在打仗，后方已经成立了“祖国党”，一夜之间就有百万之众。这是个非常危险的信号，它表明具有反犹情绪的德意志中间等级，已经开始通过同一个激进派组织，来做它全国性的统一尝试。尽管这个组织随着战争失败很快就土崩瓦解了，但希特勒的纳粹党正是最先从这伙人当中招兵买马的。